晚清历史冷知识4则：晚清官员能蠢到什么程度？ - 晚清冷知识 - 冷知识

“勘破妖法”杨参赞
　　 1841年3月，第一次鸦片战争正打到一锅粥，单是广东前线上，大角沙角虎门等要塞先后沦陷，勇将关天培等人壮烈殉国，英军的战舰大炮迫近广州，千里之外的道光皇帝，情绪却十分稳定：慌什么，等朕的“杀手锏”到了，别说能解广州之围，更管保把“英夷”杀得一个不剩。
　　这位道光帝眼中的“杀手锏”，就是彼时大清军界的第一悍将——参赞大臣杨芳。
　　鸦片战争爆发时，年过七十的杨芳，早已是名满天下的狠角色。他十五岁起就从军，一生南征北战，还曾在西域立下“活捉叛军首脑”的奇功。大清地界上什么样的恶仗硬仗怪仗，早就统统打了个遍。这次驰援广州，到了就惹得老百姓“欢呼不绝”。俨然一幅“救星”的模样。
　　虽然这位“杨参赞”到任后，战场的颓势丝毫不改，上来就被英军的枪炮揍了个大败。可“救星”到底是“救星”，看看英军火炮弹无虚发的场面，一拍脑袋就明白了：“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”。这不就是“妖法”嘛。
　　那怎么破这“妖法”呢？胸有成竹的杨芳，随即上演神操作，除了扎草人建道场，来了一通“驱邪”操作外，还命人收集马桶粪便，然后统统用小船拉到江面上，朝着英军的炮口“怼”上去——不信破不了他。结果也是可以想：被熏坏了的英军，接着一通炮火招呼，把杨芳苦心准备的“神器”炸了个稀烂。战斗打了不到两天，清军丢光了六个炮台，伤亡数百官兵，广州成了人家案板上的弱肉，输得灰头土脸。
　　随着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，这“粪桶破妖法”的活剧，也成了晚清历史上一桩出名的“真实笑话”。
　　但实事求是说，别看这过程蠢到家，但杨芳确实已是清军里最优秀的人物，他都犯这错，其他人必然更雷。比如鸦片战争惨败后，签订《南京条约》的耆英就给出了雷原因——英军都是光棍，打起仗来没家庭负担，所以不怕死。
　　 “比蠢”的一幕，让多少后人看罢，都了叹了再叹。
“捍卫祖宗”周御史
　　晚清年间，大清真的“点儿背”，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历史机遇：第二次科技革命。铁路火车等新技术的推广，叫西方世界的生产力再度大幅度提高。清王朝的“洋务派”官员们，也看到了这个好机会。“修铁路”的呼声，从19世纪下半叶起，就一年年高涨起来。李鸿章等人还费心费力，拉来了资金和技术。可这事儿有支持的，也自然有反对的，一群守旧派官员唾沫横飞，非要把这事儿搅黄。
　　比如御史周德润，就是出名的“恨铁路一族”。当1880年12月，晚清名臣刘铭传拿出他呕心沥血的铁路计划时，周德润上来就是一句神论：“铁路之说,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谁敢修铁路，那就是对不起中国的列祖列宗。真有这么严重？周御史言之凿凿：古代中国的圣人们，就会用木头造船墨斗造车，铁路这点“小技术”根本不算啥。修好了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？
　　虽说周德润的这番言论，现在看来很“神”，但放在大清朝，却绝不是最“神”的。1865年时，英国商人在宣武门外修了条小铁轨，结果满朝大清文武臣工，都是“骇为妖物，举国若狂”。1874年李鸿章又主张修铁路，一群守旧派就大骂铁路“山川之灵不安，即旱潦之灾易召”。比起这群“见了火车就像见了妖怪”的“精英”们，这周德润大人，还真心不算反智。
　　可这“神论”的杀伤力也巨大，第二年大清唐胥铁路艰难通车，可火车头却被大清朝“砍”了，只许用马驴拉机车，形成了奇特的“马拉火车”景观。八年后，大清的铁路终于修进了慈禧太后所在的西苑，可这次却连马驴都不能进，改成小太监们在铁路两边拖着机车，吭哧吭哧拉着慈禧太后兜风。
　　修个铁路都这么折腾，晚清想前进一步，可知有多难。
“召唤神兵”好尚书
　　庚子国难前后，大清朝堂上一位“蠢到出名”的高官，就是大学士徐桐。这位徐桐老先生自诩饱读诗书，仇视一切和“洋”沾边儿的事物。他曾认为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西方国家，都是“史所未闻，籍所未载，荒诞不经，无过于此”，也就是全是洋人编出来吓唬人的，真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。还对美国的国名大加嘲讽：“美国有什么可“美”的？美国有什么可“利”？”这么个心高气傲的老先生，就没有瞧得上的人，还真有——启秀。
　　对待启秀大人，徐桐老先生的态度，那真是狠捧，大赞启秀“学政才长，力持纲纪”。也叫担任礼部尚书的启秀，很快成了“庚子国难”前夜，大清朝堂上的“红人”。待到八国联军入侵，作为徐桐刚毅“铁杆”的启秀，更是大出风头，甚至还给大清出了个制胜绝招：“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,请召之会攻。”好一个能召唤“十万神兵”的尚书大人。
　　如此“神本事”，当时也不是启秀一人的专利，比如曾廉王文龙等“同僚”，还曾主张做法引水，把八国联军统统淹死。作为他们首脑的晚清大臣刚毅，当时更是洋洋得意，天天在城楼上观战，笃信只要打赢眼前几仗，凭着这群“神兵”，就能使“天下为之太平”，类似“神认识”，堪比国外“手机信号传播病毒”“喝消毒水治肺炎”等“神论”。
　　细品这蠢到家的情景，就知这不久后“中国人带着首都被人攻占耻辱进入20世纪”的创痛，到底是怎么来的。
“照章办事”好门子
　　 “蠢人扎堆”的晚清权力场上，有一群人却是公认的“聪明人”——高官家的“门子”。
　　这群“看门的”瞧着不起眼，举手投足都透着精明，更把一个“高难度”工作，常常驾轻就熟——收门包。
　　清朝官员往来，一个公认的“规矩”，就是送门包。
　　只要下属登高官家的门，就得是门包开路。而且这里面讲究多，送一个还不够，就和烧香似的，一层一层往里烧。而且“门子”们一个眼色，钱怎么送，送哪里去，都必须要心领神会。《清俾类钞》记载，当时按察使给巡抚大人送“门包”，除了送大门包，一路上还要送小门包，折腾十几个小时，花了好几千两，被宰到吐血，却连巡抚大人的面都没见着。
　　所以说，在清朝做“门子”的，基本都是这种万里挑一的聪明人。
　　可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深夜，湖广总督瑞澂家的门子，却是犯了傻：当时武昌知府侦得了革命党的“重要情报”，紧赶慢赶跑来总督府报告，到了门口却被“门子”拦住，管你天塌下来的大事，不给门包休想进门，气得知府大人两眼冒火——大清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收门包。
　　如此愚蠢一幕，也成了紧接着辛亥革命的烈火里，一段叫人啼笑皆非的插曲。
　　其实就算门子“不收门包”又如何？
　　武昌起义爆发时，收了多年“门包”的湖广总督瑞澂，撒腿就跑没影。大清烂到这个地步，一两个门包收不收，又怎能救得了？
　　荒唐的蠢事背后，就是腐败亡国的警钟长鸣。